“中国南京液晶谷”正式启动 三大项目在京签约

制宪不是为了终结革命，国家建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革命，制宪意味着开启了非战争形式的新的革命历程。

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制宪之初的国家拥有超越宪法的实力，但行宪的过程是将国家纳入宪法的过程。

有义务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不得侵犯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作为公共人格的人民，其意志的最高性和绝对正确性意味着，人民意志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要么是神学的，而不能直接等同于实证规范。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个人只有融入国家、成为国家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所以，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革命的国家观是以政治强制、暴力专政为基础的……适用于国家的创建。第一，国家观念的转型。

④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叙述很有代表性：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52) 在劳动中改造这一处理方式表明，那些不属于劳动者的公民并没有被彻底排除出人民的阵营，他们负有接受劳动—改造的责任。再对比2000年《决定》，则其中并未出现此类用语。

(54)压制并非对待令人不安的言论的正确方法，这一点已经为古往今来的中外学者反复论证。而根据最高法院有关人士的理解，(35)知道是指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认识到某一事实的存在的主观状态。(3)①对基于网络服务而建立的私人讨论区(如聊天室)，保证不设定禁止内容范围内的话题。日后我们制定正式的互联网法律时，应在咨询互联网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对此做出准确表述。

从正面来说，首先，ICP是互联网架构和服务的提供者和支持者，网络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全倚赖ICP。当然，由于在本文的论域中法律所限制的言论大多为公共言论，并且其中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和程度最高的大多为政治言论，而根据言论自由的理论，尤其是米克尔•约翰所主张的言论自由理论，公共言论构成了言论自由保护的核心。

ICP与出版商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出版商有可能对其出版的书籍进行事前的审查，但ICP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BBS和微博是否如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在明确明显属于标准的含义时应该在坚持理性人标准的方向上展开自己的探索。借鉴这一标准，笔者认为所谓明显属于指的是除非用户言论的违法性明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具有理性的普通人一眼看去即能断言该言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否则ICP就对用户的被禁止言论不负有停止传输、报告等义务。

另外还有大量的针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进行分析的论文。它与ISP最大的区别就是OSP具有自己独立的网站内容。事实上，哈佛大学的金教授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ICP对批评自己和自己实行的审查政策的帖子删除率非常之高，即使这一内容的帖子并不在政府要求删除的范围之内。(39)见前注④，张新宝等文。

(23)OSP，即online service provider，从其所指内容来看，非常接近本文所探讨的ICP。将此规定与2012年《决定》相比可以发现，2012年《决定》规定的ICP之法律义务还包括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

(44)美国国会报告对于红旗标准中的客观标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判断标准，而只是笼统地使用了理性人的标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详细分类的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0-23条)。

(36) 但是，在ICP知道存在被禁止言论的情形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上文提到过的第2种情况与第1种情况的重要区别，那就是：如何判断某一信息是否属于被禁止信息？这种判断比判断用户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要困难得多。二、我国立法上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 (一)归责原则 我国历来重视对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33)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本文的论域中不会出现被侵权人通知的情形。这样，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ICP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被禁止言论的判断标准做最大程度的扩大化理解。(45)Edward Lee,"Decoding the DMCA Safe Harbors",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the Arts(2009), 233.转引自前注③，蔡小萌文。而根据现行立法，ICP对于自己平台上发布的所有被禁止言论，不论多么隐晦、含糊和难以辨别，都必须履行删除、报告等义务，否则即需对其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第16条，ICP对用户发表的被禁止言论所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包括：(1)立即停止传输。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所规定的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就构成了间接证据的主要来源。

根据该条的表述，只有当ICP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时，才需履行上述法律义务。同时，需要注意到，对于红旗标准曾有学者做出了如下分析，从文本上推断，国会意图建立较高的认识标准，仅有暗示潜在或可能的侵权的事实或者可能导致对侵权的怀疑的事实并不足够，必须有实际侵权行为存在，并且从这些事实或情况来看它很明显。

(43) 如上所述，红旗标准包括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而《办法》所确定的明显属于标准显然借鉴的就是其中的客观标准。例如，说自己半夜看见鬼魂了算不算宣扬封建迷信的言论？切糕党事件中网友的戏谑言论算不算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面对如此模糊的法律规定，即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很难对言论的违法性做出准确判断，更遑论是ICP的工作人员。

(50)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审查人员不可能对每个帖子做出正确的判断。(38)因此可以说，我国私法是否认ICP的全面审查义务的。具体而言，根据德国的《多媒体法》§5：Responsibility的规定，服务商对于第三方发表的言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分为以下两种情形：(1)对于其所提供的第三方言论，ICP只有在知晓上述言论并且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有能力以及可以合理地期待阻止(block)对这一言论的提供时，才对其承担法律责任。最后，ICP也是言论自由的主体，它的表达意见的活动也将促进网络表达自由价值的实现。

(3)向有关国家机关报告。(3)在判断标准上要求过于宽泛将有损用户的表达自由。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对网络言论所做的任何法律规制均不得侵犯作为基本人权的网络表达自由。同时，因为在公法领域不存在被侵权人通知的情形，而考虑到在主管部门通知的情形下不存在ICP主观判断的余地，与ICP自己发现被禁止信息的情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文将其单列为一种情形，这样证明ICP知道时可以依赖的间接证据就比较有限了。

3.立法理念上存在偏差。此外，对于既有立法对ICP阻止违法言论法律责任的承认也是以知晓这一言论并且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有能力以及可以合理地期待进行阻止为前提的。

虽然《办法》对ICP是否应针对用户言论建立全面审查制度语焉不详，但是早在1997年所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就已经规定了ICP对用户言论的全面审查义务。这一新的网络立法至少应该符合以下要求：(59)以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对其施加的限制只能是例外情况。但因本文是从表达自由的角度来探讨ICP的法律责任，并且不涉及用户侵犯他人私权的情形，因此本文仅限于探讨ICP对用户发表的言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统计，新浪微博每分钟就有9.5万条微博发送。

而ICP对用户言论具体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则需要通过第16条来确定。而ICP面对的则是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信息，二者之间的差别宛如云泥。

笔者认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德国模式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而《电信条例》虽然也属于行政法规，但是如同前文注释中提到的，由于其第62条与第63条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在此不拟对其进行探讨。

同时，服务器在北京的、提供微博客服务的ICP(41)与服务器在杭州的所有ICP也都必须建立用户言论全面审查机制。胡弘弘：《论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救济》，载《法学》2009年第2期，第58～65页。